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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攀登者》编剧阿来:当新2网址年队员登顶失去半个脚掌 至今不敢看电影

已阅读2020-03-06 15:04 来源:体育网 编辑:shuaishuai 分享:

[摘要]要具体、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、也要有远方,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。不论《攀登者》这部电影是否实现了创作者的初衷,“攀登”的意义永远在那里。 自动播放 阿来透露《攀登者》作品中最属意一段:距离珠峰峰顶几十米却被迫放弃 正在加载..

[摘要]要具体、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、也要有远方,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。不论《攀登者》这部电影是否实现了创作者的初衷,“攀登”的意义永远在那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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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透露《攀登者》作品中最属意一段:距离珠峰峰顶几十米却被迫放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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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写/张蕾 发自成都

藏族作家阿来跟雪山有一种天然的感情。

“隔一段时间不见就想,到了现场就踏实了。”

阿来对雪山有一种天然的感情

也是出于一种自然而发,六七年前,他抢救式地采访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珠峰攀登者们,这成为今天电影《攀登者》的原始素材。包括1960年冲顶的四人组王富洲、屈银华、贡布、刘连满以及1975年登顶的女登山家潘多在内的重要人物,在采访后的一年内,相继去世。

他们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很久。但距离那个时代场景越远,人们端详这个故事的视角就越复杂,甚至带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。

阿来的写作题材,多发生在海拔2000至4000米的高度。他却常常爬到5000多米的地方,去访问自然,访问那里以动植物形式存在的生命。那里没有人类的日常活动,但阿来觉得,人类是必须了解自然的,作家是有必要上到那个高度去感受的。

海拔8000米以上,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自己,所有关系的故事,都极致化了。正是在那里,攀登者做出的选择,他们的内心和行动的细节,使得普通人变成了英雄。

在险峻、缺氧、随时可能发生雪崩和滑坠的地方,“集体主义”是非常具体的

9月底采访阿来的时候,电影《攀登者》已经开始点映,但他和我一样,都还没有看过。

作家把剧本交出去,“怎么拍”已不在他的掌控范围。阿来不敢去看,一方面因为是自己的作品,有点“近乡情怯”。另一方面,电影毕竟是协作的大工程,“很多时候,我们达成某种共识或者妥协的时候,也许我们已经放弃了那个最有价值的部分。”

这次破例参与这部主旋律的、宏大叙事的电影,主要是因为,这是他原本就喜欢的题材,“来劲。”

阿来参加《攀登者》发布会(左二)

阿来见到刘连满的时候,一握手,“怎么手是空的?一看,几个指头没有了。”

王富洲从病床上伸出手来,一握,也是残缺的。

“我看屈银华还好,结果把鞋一脱开,半个脚掌没了。”阿来说,“更不要说永远留在山上的那些牺牲者们。他们都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。”

这些代价是鲜活的。所有的东西,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生死考验中,都是极具压迫感的真实。

“集体主义”是真实的。

“登山要结组,(系在)一条绳子上。我们不是在平坦的康庄大道上行走,(而是在)没路的地方、险峻的地方、缺氧的地方,随时可能发生雪崩、滑坠的地方……一个结组一般是三个人,很多时候连步伐都要统一,还有节奏,如果一个人节奏都处理不好,可能就发生(危险)了。”阿来说,“在共同攀登的过程当中,他们一定会结成一种比我们普通的、庸常的生活当中更紧密的关系,这是一个具体的需要。当然它也上升成为一个精神——当其中一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,我们要不要援救?或者有一个人有一个不规范的动作使我们都面临某种危险的时候,我们对他采用什么样的态度?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(那样)抱怨吗?还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使大家更紧密地融入在一起?”

在那样一个极端而具体的场景当中,集体主义产生了,并且,不再抽象。

屈银华、王富洲和贡布(从左至右)

“爱国主义”也是真实的。

阿来每年都会登山,目的地常常就是青藏高原。到了那里,人很容易意识到,自然界是更强大的存在,“你就特别想了解自然界。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当中,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土,对于自己生存的这种自然环境,是缺乏认识的。”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攀登,是中国人必须要去了解自己生存环境的历史选择。

“(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)我们对于我们国土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,我们跟外国的边界,最具体的地方在哪里,其实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,但是越到现代,这种东西越成为必须非常明确的东西。”阿来说,“本来是我们的地方,但是去跟别人谈(判)都非常被动。(人家会说)‘你说是你们的,那你告诉我,那是像什么样子?’我们不知道。人家会拿出来非常详实的地图、气象、地质的各种材料,而我们……明知道是我们的……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对它进行那种科学性的认识。”

我们对这座山峰早有命名,但“珠穆朗玛”并不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。在英语世界里,大家只知道“艾佛勒斯”,那是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中的测绘官员,第一个确定这座山峰为世界第一高峰的人的名字。

无法理直气壮地宣示对世界最高峰的主权,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要面对的“千疮百孔”中的一个,也是富有政治意味和现实意义的一个。

最早的这些攀登者,他们对“登山”的概念,也是模糊的。

“他们只是响应国家的号召。”

1960年,大多报名登山队的队员对于“登山”的概念都很模糊

地质大学的学生王富洲恐怕是冲顶四人组中,跟登山意义最为靠近的。屈银华是森林伐木工人,刘连满是工厂的消防队员,贡布是青藏高原上一位解放军的普通士兵。

“把他们召集起来就仅仅因为他们身体好,而且那个时候对登山需要什么样的体质其实我们都是一片空白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,这些人从对登山没有概念到有概念,从刚开始那种比较被动的接受一个工作安排,到后来确实意识到,他们那种攀登是特别具有意义的。”

到了海拔8500米以上,面临第二台阶的绝壁,面临北坳的冰壁、大风,“政治的东西就变少了,虽然背后有一个国家动机,但它就是一个动机……这个时候喊口号是没用的,这个时候就只剩下自己跟自己,自己跟同伴的对话。同时自己、同伴及整个团体跟大自然的对话。”

这个时候,“爱国主义”也是非常具体的。

“那是每上一步,一边意味着接近顶峰,一边也意味着你跟安全的那个生命区域越来越远。上得越高,回不来的可能性越大。”

进入到未曾到达的领域,没有人能保证平安归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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